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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7日再次向《勞動合同法》開炮， 在人大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現行的《勞動合同法》對企業和員工的保護不平衡，不但不利于企業提高生產率，甚至也會最終損害勞動者利益。

    傾向于保護勞動者的勞工法律，如同任何增加企業用工成本的政策法規一樣，在經濟學模型上都可以簡單化的視為一種最低工資。而最低工資，在經濟學模型里，如同所有地板價或者賦稅一樣，都有可能扭曲市場行為，造成資源配置效率不高。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高度崇尚自由經濟，反對政府過度插手經濟的美國，也是有最低工資保障的。 提高最低工資，也常常成為一些政客贏得底層選民的口號，比如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大爺就提出支持$15美金最低時薪。

    然而公共政策的制定，法律的修訂，就要求我們跳出冰冷的經濟學死框架，來更全面的評估該政策的利弊，更不能忽視其帶來的社會公平性的問題。

    深諳經濟學的樓部長，可以說一針見血的指出了現有勞動法中的問題， 對企業的不公平法律，的確會一定程度上造成勞動力資源的配置不合理，降低企業生產效率，影響企業盈利能力，最終可能損害勞工利益。的確，企業如果不能靈活用工，淘汰不合格員工，事實也也是對其他優秀員工或者其他求職者的不公平。 筆者對此完全贊同。

    但現實永遠不是看起來那么簡單。即便是理論上對最低工資的研究，也是非常復雜的事情。 比如說， 市場自行勞動力資源配置想要能達到最佳，必須是有前提的， 而這前提在經濟學模型中可以有，現實生活中，則未必有。

    這個前提是， 勞動力市場和雇主市場是充分競爭的，沒有壟斷和壁壘的。 勞資雙方的地位和力量是相對平等的，有協商和市場機制來達到最佳平衡。

    應該說，在我國大多數行業里面，可能不存在雇主壟斷或者寡頭壟斷的局面。 在高度競爭的民營企業里面，更加如此。 比如我國的快遞行業，曾經被認為是比較初級低收入的勞動， 而且雇主也相對比較集中，基本也就五通一達一順豐，在經濟學模型里，似乎可以被視為雇主寡頭壟斷的局面。但實際上，這個行業高度競爭，一個快遞員的月收入過萬毫不稀奇。 這種反經濟人本能判斷的情況，實際上跟該行業用工比較靈活有關，所以勞動力得到了很好的配置， 企業盈利能力又保證了員工的較高收入。可以說，這是一個靈活用工制度帶來企業發展， 又同時利于勞工的一個好例子。 這大概也是樓部長，通過修訂勞動法，想要達到的狀態。 （順便提一句，由于美國快遞行業寡頭壟斷更加集中，但勞工法律保護完善嚴格，實際上造成快遞人員積極性和服務意識遠不如國內快遞從業人員。） 那么，這是不是就說樓部長說的完全正確了嗎？

    當然不是。因為，與此同時，我們國家還有一些企業在當地處于實際壟斷雇主的地位。 比如一些地方的大型國企，不但是一個地方的經濟頂梁柱，也是最大的雇主，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對于他們來說， 對于當地工人的薪資，可以說有著絕對的定價權。 也就是說，勞資雙方并不平等。 加上，我國的很多工會實際上還沒成為幫工人參與勞資談判，爭取更高福利的組織。那么在此種勞資雙方不平等的情況下，應該說，勞工保護法和最低工資，還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這也是一個，在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應該有所為的最佳例子。很多冰冷的經濟學專家往往只看到市場的效率，卻看不到市場失靈的時候，也正是需要政府出手調節的時候。因為，公共政策追求的，遠遠不僅僅是效率，還有社會的公平。 當然，我們的國企事實上很少有福利差，待遇差，又低于最低工資去剝削工人的情況。 但這并不表示，將來的國企，或者在其他企業類型中，沒有市場失靈造成工人處于不利地位的情況。所以，勞動法，是否需要保留這些保護，或者如何修改具體條款，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需要更多的分析和研究，分情況，區別對待。

    另外，在很多并不太正規的中小企業中，實際上勞動法的執行并不嚴格。 比如，很多在底層的建筑工人，清潔工人，完全處于沒有任何福利的裸奔的狀態。筆者曾經在一個快餐食堂看到一個清潔工老人在那里吃別人剩下的飯菜。上前詢問他，才知道，他一個月收入不足2000。環衛的正式工們，可以吹著空調，坐著辦公室，臟活累活都外包給這些常年工作的“臨時工”。 在這種情況下， 是否應該取消最低工資，是否應該減少勞工保護，還是增加保護， 我想，有發言權的，不僅僅是懂經濟的人，還應該是有良知的人們。 在現階段，很多勞動者甚至對自己合法權益都還不清楚的時候，要修改勞動法，減少對勞工保護，而不是更多的宣傳勞動法和嚴格執行勞動法，這種做法是否適時恰當，也值得探討。

    除了勞動法，其實還有一個更大的制約勞動力資源自由配置的障礙。 也就是我國深受詬病的戶籍制度。 盡管，我國在這方面朝著正確的方向，在緩慢的前行探索，但步伐明顯是跟不上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人才不能自由流動，造成各個就業市場之間相對隔絕的壁壘，是非常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前年，筆者一個要好的朋友，非常敬業的專業人員，90年代初大學生，由于在本地沒有戶口，子女無法入學，最后不得不為了孩子，回到原籍去另謀生路。

    樓部長作為一個經濟學專家，對戶籍制度之殤，想必也是心知肚明。但選擇向勞動法開炮，卻對更為復雜，既得利益更加盤根錯節的戶籍制度沉默，想必是基于現實的考慮 —— 因為想要改變戶籍制度，是一個更加系統，更加不可完成的任務。但，這并不表示問題不存在，或者這個問題，會絲毫比勞動法對經濟的阻礙更小。 既然要解決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問題，就不得不全面的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

勞動法到底該不該廢除，該不該修改具體條款，這是個涉及國計民生的大問題，樓部長提出了問題，卻還沒有給出方案。 如果說，修改勞工法的呼聲是來自廣大守法的中小企業，因為他們實實在在的被現有勞動法制約了發展，筆者認為，這個呼聲是值得重視的， 有關部門需要深入調查這種制約到底有多嚴重。但是，如果認為勞動法阻礙了他們發展的，是一些富土康之類的在當地往往擁有薪資決定權的大企業，我認為，這種呼聲，或許也要重視，但更加需要實際的研究。希望有關部門，有關智庫，能實實在在的用數字說話， 到底，現有的那些勞動法條款，對哪些類型的企業，有多少的負面作用？假設，取消或者減少保護，哪些企業的競爭力會提高多少？ 但與此同時，對底層勞工，尤其是技能初級單一的勞工，有多大的影響？ 這些不是本該提案者拿出來供社會討論，給人大立法者考慮的嗎？ 不能因為企業的效率，而犧牲了一些底層工人的利益，損害了社會基本的公平。如果必須要犧牲他們的利益，我們要看到，這個社會影響到底有多大？值不值得做這個權衡交易。任何政策，不是都需要權衡利弊嗎？ 我想這不僅僅是科學決策，民主立法的過程所要求的，更是一個既懂經濟，又有人（民）性的官員應盡的職責嗎？ 

    經濟學理論框架，是一個很好的幫助我們思考，理清問題的工具， 但公共政策，更需要的是用實證數據，來替代理論的想當然推導，需要用常識和正確的價值觀來權衡利弊。 在小政府大市場的轉型中，千萬不能忽視市場的力量，同時，更加不能忘記市場會失靈，而在市場失靈的時候，政府如何來糾正市場的行為，需要理論水平，更需要良知。